在2020年5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告诉记者，中国正在考虑加入《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作者： 竹内弘树，南卫理公会大学
在李克强发表评论后，美国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首席谈判代表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认为，应该认真对待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作为CPTPP成员需要进行的经济改革“对于陷入困境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说将是受欢迎的一步”。 中国于2021年9月16日正式向CPTPP提出申请。
中国争取加入CPTPP的努力
在2022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倡导中国参选CPTPP。 但是，尽管习近平寻求加入CPTPP表明他愿意改革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结构，但李克强作为改革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不会在2023年再次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消息引发了人们对习近平是否愿意进行真正改革的质疑。
中国的领导层既有改革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也有反改革主义的民族主义者。 CPTPP成员资格要求对国内经济改革作出承诺，这将赋予支持国际合作的改革者权力。 虽然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在2022年11月加入CPTPP，但李克强一直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相互冲突的观点
李克强和他的盟友，如汪洋和胡春华，可能比习近平和他的人民更改革主义和国际主义，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党的领导层分为两个阵营或派别。 改革派和民族主义者都同意，维持社会稳定对于实现政权复原力至关重要，但他们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有相互矛盾的看法。
改革派认为，中国应该致力于国内经济改革，例如通过加入CPTPP等国际经济机构来减少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这将使中国能够从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受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社会稳定，使一党专政得以维持。
国有企业制度与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国有企业制度和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来保护其既得利益，而CPTPP要求的改革将直接破坏追求这些既得利益的寻租机制。 相反，中国应该通过采取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来投射自己的力量，即使这些政策在国际关系中造成摩擦。
1980年代，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口号鼓励人们拥抱市场经济，将“隐藏能力，把握时代”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支柱。 他认为，中国不应该投射自己的力量，而应该专注于经济发展。
在1990年代，江泽民对改良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承诺比邓小平弱，他采取了“拉拢”战略。 这一战略鼓励前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利用他们的政治关系创业，目的是防止市场经济损害中国的一党统治。 这种拉拢策略构成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共产党支持既得利益的分配。
2002年接替江泽民的胡锦涛提倡“和谐社会”（hexie shehui），并寻求遏制根植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并解决1990年代迅速加剧的经济不平等。 但胡锦涛始终无法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也未能阻止寻租行为。 结果，在他十年的任期内，经济不平等扩大，改革步伐放缓。
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时观察到，自1978年以来，中国主要通过私有化保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这让许多人对习近平的主席任期将进一步改革抱有希望。 但习近平认为，中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意味着市场改革已不再需要，并开始将政治控制置于经济效率之上。 习近平领导下国家干预的复苏削弱了市场和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
虽然中国通过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继续接受贸易自由化，但由于没有任何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这意味着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需要与获得大量补贴的国内公司竞争。
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不可避免地低于私营企业。 通过把李克强和其他改革派从中央委员会中剔除，习近平似乎再次将政治控制置于经济效率之上。 但自 COVID-19 大流行之前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放缓，习近平政府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也无济于事。
习近平和他的反改革民族主义者将继续受到不利经济环境的压力。 中国经济放缓极有可能促使人们比习近平及其支持者所希望的更早回归改革主义和国际主义。
Hiroki Takeuchi是南卫理公会大学塔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中心政治学副教授兼日本和东亚太阳与星计划主任。
